明初，杨铿内附，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。万历初，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，骄横跋扈，作恶多端，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。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，未采取有力对策。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，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、贵州、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，搜戮居民，奸淫掳掠。
二十六年，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、合江（今四川泸州东）设防。次年，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，失利，杨国柱被杀。明廷罢江东之，以郭子章代之。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，节制川、湖、贵三省兵事，并调刘綎及麻贵、陈璘、董一元等南征。
二十八年，征兵大集，二月，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，明军分兵八路进发，每路约三万人。刘綎进兵綦江，连破楠木山、羊简台、三峒天险。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。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，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。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。三月底，刘綎攻占娄山关，四月，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，又败。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、海云，至海龙囤（今遵义西北），与诸路军合围之。六月，刘綎又破大城。应龙知大势已去，与二妾自缢，子朝栋等被执，明军入城，播州平。后分其地为遵义、平越二府，分属四川、贵州。
一、改土归流前朝廷对播州土司地经营及影响
播州土司先祖经营播州地区的历史，从文献记载看，可以追溯到唐乾符初年，时“南诏陷播”，杨端收复播州伊始。是时，因唐朝政局混乱，边疆多事，朝廷自顾不暇，遂有杨氏拥兵据播州，世代传袭。据《新唐书》卷四十五《地理五》载，当时播州杨氏先祖统辖之播州“地方偏僻，人口稀少，总计户不满五百，人口不过二千余。”此经营区域大致在今乌江北岸之遵义、绥阳等县[2]，统辖区域甚为狭小。
宋大观二年，朝廷在播州杨氏地置遵义军及播州。“当时州、军全境属地，西北有今赤水、习水；北至桐梓，东北达正安、务川等地，远较唐朝播州为广，此时户口数亦不过万余家”[2]。从辖地看多在乌江以北诸地。然乌江以南，即后之播州杨氏开拓的平越地区，宋朝时，属于羁縻州郡难以控制的“生界”地，其地周边西北有播州，东部有思州，西南有宋氏等势力。但是以上各地方势力，当时谁都不能单独控制这一地区。原因在于此片地区路途遥远、山河阻隔，民族较多，因而鞭长莫及，对于平越这样的区位格局，北宋时代几乎是不予过问的。
宋廷南渡后，政治中心南移，随着南宋王朝西部边疆危机的加深，朝廷才开始对平越地区有所了解。特别是忽必烈偷袭云南成功后，为了防范蒙古汗国穿越贵州腹地，攻击南宋后路[3]。宋廷不得不借助思州、播州两大地方势力，深入了解这片地区的自然特点、风土民情和战略形胜。甚至允许这两家势力代替自己规划军事防御，防止蒙古汗国穿越这一地带偷袭南宋防务的后路。这一决策的最终结果，导致蒙古汗国最终不能通过播州、思州和平越地区偷袭南宋。然而这一做法，也导致了播州、思州两大地方势力的坐大，并向南插入平越地区，陆续蚕食这片“生界”。大致而言，思州势力控制了平越地区的东部，而播州势力控制平越地区的西部。然而还没有等到两大地方势力完全吞食平越地区时，元世祖忽必烈就统一了全国，建立了元朝。
元朝时，为实现其在西南地区统治，朝廷除了武力征服外，还积极仰仗西南等传统地方势力，加以统辖。如忽必烈凭藉多年的政治经验，清醒认识到“在俗异地险、民风强悍的多民族的西南地区，如不利用那些世袭守土的土酋大姓，而单靠军事征服，就只会得逞于一时，而难于进行长期有效的统治。”[4]《清史稿》列传二百九十九载：“西南诸省，水复山重，草木蒙昧，云雾晦冥，人生其间，丛丛虱虱，言语饮食，迥殊华风。”明确说明了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、民族文化与中原差异甚大，如果要采取与内地一体化的经营模式，势必引发民族冲突，进而影响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经营。因此，元朝为经营好西南各民族，实施了恩威兼施的治理决策，即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，大力招抚利用那些当地原有的上层统治者，并形成一套固定的土官制度，加以治理。
元朝政府对于土司政权的承袭、权职多从本俗。《元史》卷二十六载：“远方蛮夷，顽犷难制，必任土人，可以集事。今或阙员，宜从本俗，权职以行。”同时还根据元朝刑法“土官有罪，罚而不废”等等。
南宋末年，元军攻入大理，在平定云南后，立即向贵州进军，在强大的兵威之下，贵州境内的地方势力纷纷归附。至元十四年（1277），播州杨邦宪纳土。因杨邦宪能“审于去就，挚版图内附”，“屡效忠顺”，世祖对他“实宠嘉之”。此外，加上黔北地区地理环境复杂，形势险恶，元朝将实际地方治理--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