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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初,杨铿内附,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。万历初,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,骄横跋扈,作恶多端,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。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,未采取有力对策。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,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、贵州、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,搜戮居民,奸淫掳掠。

  二十六年,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、合江(今四川泸州东)设防。次年,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,失利,杨国柱被杀。明廷罢江东之,以郭子章代之。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,节制川、湖、贵三省兵事,并调刘綎及麻贵、陈璘、董一元等南征。

  二十八年,征兵大集,二月,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,明军分兵八路进发,每路约三万人。刘綎进兵綦江,连破楠木山、羊简台、三峒天险。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。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,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。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。三月底,刘綎攻占娄山关,四月,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,又败。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、海云,至海龙囤(今遵义西北),与诸路军合围之。六月,刘綎又破大城。应龙知大势已去,与二妾自缢,子朝栋等被执,明军入城,播州平。后分其地为遵义、平越二府,分属四川、贵州。

  一、改土归流前朝廷对播州土司地经营及影响

  播州土司先祖经营播州地区的历史,从文献记载看,可以追溯到唐乾符初年,时“南诏陷播”,杨端收复播州伊始。是时,因唐朝政局混乱,边疆多事,朝廷自顾不暇,遂有杨氏拥兵据播州,世代传袭。据《新唐书》卷四十五《地理五》载,当时播州杨氏先祖统辖之播州“地方偏僻,人口稀少,总计户不满五百,人口不过二千余。”此经营区域大致在今乌江北岸之遵义、绥阳等县[2],统辖区域甚为狭小。

  宋大观二年,朝廷在播州杨氏地置遵义军及播州。“当时州、军全境属地,西北有今赤水、习水;北至桐梓,东北达正安、务川等地,远较唐朝播州为广,此时户口数亦不过万余家”[2]。从辖地看多在乌江以北诸地。然乌江以南,即后之播州杨氏开拓的平越地区,宋朝时,属于羁縻州郡难以控制的“生界”地,其地周边西北有播州,东部有思州,西南有宋氏等势力。但是以上各地方势力,当时谁都不能单独控制这一地区。原因在于此片地区路途遥远、山河阻隔,民族较多,因而鞭长莫及,对于平越这样的区位格局,北宋时代几乎是不予过问的。

  宋廷南渡后,政治中心南移,随着南宋王朝西部边疆危机的加深,朝廷才开始对平越地区有所了解。特别是忽必烈偷袭云南成功后,为了防范蒙古汗国穿越贵州腹地,攻击南宋后路[3]。宋廷不得不借助思州、播州两大地方势力,深入了解这片地区的自然特点、风土民情和战略形胜。甚至允许这两家势力代替自己规划军事防御,防止蒙古汗国穿越这一地带偷袭南宋防务的后路。这一决策的最终结果,导致蒙古汗国最终不能通过播州、思州和平越地区偷袭南宋。然而这一做法,也导致了播州、思州两大地方势力的坐大,并向南插入平越地区,陆续蚕食这片“生界”。大致而言,思州势力控制了平越地区的东部,而播州势力控制平越地区的西部。然而还没有等到两大地方势力完全吞食平越地区时,元世祖忽必烈就统一了全国,建立了元朝。

  元朝时,为实现其在西南地区统治,朝廷除了武力征服外,还积极仰仗西南等传统地方势力,加以统辖。如忽必烈凭藉多年的政治经验,清醒认识到“在俗异地险、民风强悍的多民族的西南地区,如不利用那些世袭守土的土酋大姓,而单靠军事征服,就只会得逞于一时,而难于进行长期有效的统治。”[4]《清史稿》列传二百九十九载:“西南诸省,水复山重,草木蒙昧,云雾晦冥,人生其间,丛丛虱虱,言语饮食,迥殊华风。”明确说明了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、民族文化与中原差异甚大,如果要采取与内地一体化的经营模式,势必引发民族冲突,进而影响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经营。因此,元朝为经营好西南各民族,实施了恩威兼施的治理决策,即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,大力招抚利用那些当地原有的上层统治者,并形成一套固定的土官制度,加以治理。

  元朝政府对于土司政权的承袭、权职多从本俗。《元史》卷二十六载:“远方蛮夷,顽犷难制,必任土人,可以集事。今或阙员,宜从本俗,权职以行。”同时还根据元朝刑法“土官有罪,罚而不废”等等。

  南宋末年,元军攻入大理,在平定云南后,立即向贵州进军,在强大的兵威之下,贵州境内的地方势力纷纷归附。至元十四年(1277),播州杨邦宪纳土。因杨邦宪能“审于去就,挚版图内附”,“屡效忠顺”,世祖对他“实宠嘉之”。此外,加上黔北地区地理环境复杂,形势险恶,元朝将实际地方治理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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